yabo.com▲2010年10月，黄景略在嘉兴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汇报会上（来源：南湖晚报，摄影：袁陪德）
很多文物工作者们称呼黄景略先生为“黄头儿”，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据张忠培先生回忆，“可能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一部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有关，那部剧里的敢死队员们，动不动就把队长加里森中尉叫做‘头儿’。”“年轻人可以当面叫他‘黄头儿’，他不生气，叫到知道‘黄头儿’的人比知道黄景略大名的人多。”
黄景略先生和张忠培先生是北大的同学，一起在考古工作中战斗了大半辈子。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曾合力推荐浙江杭州良渚，推动良渚申遗进入了快车道。
黄景略先生的一生，与共和国的考古事业紧密相连。随着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的颁布，全国范围内的田野考古活动首次获得了明确的操作指南和规范，步入了规范化与制度化发展的新纪元。黄景略不仅是这一进程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的贡献为考古学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都非常薄弱，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黄景略先生被分配到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工作，当时处里22位同志，有研究书画的，有从事文物保护的，却只有他一位真正搞考古的，于是他被抽调去参加地方重大发掘项目的协调和人才培养工作。洛阳东周城、河北燕下都、山西侯马晋国、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江陵楚纪南故城等遗址的勘探发掘工作，都有黄景略先生的忙碌的身影。
黄景略先生主持编写《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发掘报告》《中国建筑技术史·奴隶社会》《中国文物地图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曾多次主持“关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规程、规章的制订和修改；数十次组织对全国各地申报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审核，并对考古领队人员进行培训。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和办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涉及考古发掘的报批、田野工作规程以及水下文物保护等多方面。被誉为“共和国考古事业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的见证者”。
黄景略先生的一生，是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光辉历程。尤其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的命运转折点上，黄景略先生的正义之声，至今仍回响在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心中，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59年12月4日，武威天梯山石窟（凉州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和常书鸿队长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位是后来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左起第四位为常书鸿。（图片来源：武威市博物馆）
因修建黄洋河水库。1960年4月24- 26日，从武威天梯山石窟搬迁出的43尊造像、近300平方米壁画等文物运往兰州保存。1960年11月，武威黄羊河水库基本建成蓄水。
尽管天梯山石窟的搬迁过程颇受争议，比如，文物部门借此契机对石窟进行了详尽的勘查与维护，深化了我们对这一宝贵遗产现状的理解。那些转移至兰州的雕塑与壁画，尽管在后续的搬动中遭遇了若干损伤，但与它们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受的不可逆毁坏相比，这些损失显得相对轻微。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迁移之后，遗留在原址的造像、中心柱及辅助文物，无一幸免于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的侵扰。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这场迁徙无疑在天梯山石窟的历史篇章上刻下了深重的伤痕，似乎山川亦会为此潸然。石窟剥离了诸多雕塑与壁画的点缀，其原有的风貌与灵魂还能否得以延续？历史的尘埃早已让天梯山石窟风采不再，明代《重修凉州广善寺铭》所述的26窟盛景，已经不再。
而今，更多凉州艺术瑰宝的迁离，仅遗下满目疮痍的空荡石室。讽刺的是，长达三十余年的观察与数据分析揭示，黄羊河水库的最高水位实际上对武威天梯山石窟构成的威胁有限，距最下层洞窟尚有5米之遥。这一现实，无疑为武威天梯山石窟的迁徙之举平添了几分遗憾与叹息。
1992年，甘肃省博物馆和兰州市政府申请在兰州北山建立天梯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机构。
一场关于天梯山石窟文物是否应回归原址的争论随之而来。不过在1992年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专家组会议上，黄景略先生强烈支持武威方面：
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黄景略说:“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几十年放在英国，现在不是又拿回去了吗?何况放在兰州的东西为什么就拿不到武威?修在兰州，历史价值、意义就不同了，北山又是个园林风景区，修到那里又是个什么文物单位，叫什么，怎么叫，叫个什么石窟?”
在黄景略先生的积极倡议之下，2015年末，一项旨在“原汁原味”保存天梯山石窟艺术瑰宝的保护与修复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聚焦于搬迁壁画与彩塑的精细保护，使得大量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文物，在阔别故土长达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迎来了全面修复的春天，并逐一回归至武威，重焕历史光彩。
如今，武威市博物馆的“天梯神韵 凉州佛光——天梯山石窟专题展”常态化展出，向世人发出强音：武威人热爱家乡，武威人热爱凉州文化，武威人有能力保护好武威的文物！
黄景略先生与宿白、谢辰生、张忠培等考古界泰斗的关系密切，他们共同推动了包括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在内的多个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与研究。宿白先生提出的“凉州模式”，作为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得到了黄景略先生的坚定支持。在考古学的探索道路上，他们携手并肩，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挖掘与传承贡献智慧与力量。
黄景略先生的一生，是与文物为伴、与历史对话的一生。他不仅在考古管理、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更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展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责任与担当。他的逝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深邃思考和坚定信念的学者。
但黄景略先生的精神，如同他为之奔走呼号的天梯山石窟一般，将永远屹立于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巍峨群山之中，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行。
让我们在缅怀黄景略先生的同时，也铭记他对武威天梯山石窟正义的呐喊，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巨大贡献。黄景略先生虽已远行，但他为保护历史遗产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将永远照亮中国考古与文物保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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